第36条规定考核分为平时、专项和定期等方式。
在此语境下，服务即做工作。我国《宪法》也没有明确行政机关享有自主管理权。
这是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中权力责任制—政务处分一轨的根源和基础。工作责任制则强调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12]诚如论者所指出，《监察法》和《公务员法》等存在如何衔接的问题。[35]论统一的经济计划，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2页。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
[8]参见吴玉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3期，第530页。比如，《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虽仍然有效，但第五章所规定的处分程序是由任免机关有关部门负责推动的，公务员违法违纪事实也由任免机关有关部门负责调查。正如美国新泽西州一位法官在判决中写道：如果一个人有权以性交的方式生育，那么他就有权以人工方式生育。
由此，要为非法组织代孕行为确立前置行政法之违法性依据，还应通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才能实现。为增强针对性，其附录部分介绍，2018年全国31个省市接受体外受精治疗周期的人数为1082192人。[8] 2016年，印度联邦内阁通过了《代孕（管理）法案》，禁止外国人、海外印度人、同性恋者、同居者和单身人士通过代孕怀孕，并对有代孕需求的印度夫妇的生育能力以及代孕母亲的身份和代孕次数等都作出限制性规定。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则对代孕持较为宽容的态度，在不同范围内有条件地许可代孕。
因为一旦孕母与被代孕的子女具有基因联系，他们之间就是自然意义上的亲子关系，无论是代孕协议还是司法判决均无法否认这种关系，一旦孕母反悔，主张亲权，就会形成复杂的代孕纠纷，不利于代孕的有序开展。[17]而自2011年我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纠纷案至今，与代孕相关的民事纠纷已达上百件。
[2] 刘长秋：《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稳妥的立场无疑是有限许可，合理规制，探索前行。第二，至少是由寻求辅助生殖技术帮助的夫妻中的女方实施生育活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二是需求背后的汹涌民意。实践中，依据代孕的具体方式，代孕大致有六种类型：一是代孕母亲提供卵子，与委托夫妻中的丈夫通过自然受孕的方式生产孩子。2.允许无偿（非商业）代孕 加拿大《人类辅助生殖法》（AHRA）规定，在除魁北克省外的其他地区，允许非商业代孕，[9]并适用于所有家庭类型，包括单亲父母、异性伴侣和同性伴侣。如果生育是受到保护的，那么生育的方式也应受到保护。
但实际上，代孕技术本身并不违法，国内代孕基本采用第三代试管婴儿，通过在体外受精技术的基础上，对配子或胚胎进行遗传学分析，检测其是否有遗传缺陷，选择未见异常的胚胎植入子宫的技术。但在法案审议过程中，许多委员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代孕问题错综复杂，是否应当全面禁止，以及全面禁止是否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征求意见。
是故，笔者以为，对以牟利为目的非法组织商业代孕的行为，应旗帜鲜明地说不。原则上每个人都有生育的权利，但鉴于现有社会伦理道德发展阶段，应积极稳妥，逐步放开许可范围。
[22] 石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刑初429号刑事判决书）。但《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所有部门法的保障法，具有补充性与不完整性，只有在前置法不能承担法益保护重任时，刑法才应从幕后走到台前，担当起法益保护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的责任。妥当的做法应当是规范有序地逐步放开代孕限制，如优先考虑许可大龄失独家庭、因重大自然灾害失去子女的家庭、因病失去自主孕产能力的人群等可以申请代孕。为此，印度内政部自2012年7月起收紧了外国公民在印度寻求代孕合同的资格标准，并从2015年11月开始进一步限制了医疗签证的分配，禁止外国国民和印度裔人士或印度海外公民持卡人在印度委托代孕。2021年，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以指导各省（区、市）推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人类精子库的规范有序应用。五是代孕母亲不提供卵子，委托夫妻中的妻子提供卵子，通过与丈夫以外的自愿者提供的精子体外受精培育胚胎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生产孩子。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七）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部门规章虽然严格禁止实施代孕行为，但无法杜绝实际大量存在的代孕需求与代孕事实，从而引发大量司法实务难题，如公民生育权的保障、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代孕中的亲子关系确定、代孕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等，在缺乏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处理此类纠纷提供明确依据的背景下，只能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依据基本法理自由裁断，而由于缺乏配套规范，生效判决并不总能得到有效执行。至于法国《刑法典》，则禁止任何违反《公共卫生法典》的医疗辅助生育活动（包括代孕行为），并对此类行为处以5年监禁和7.5万欧元罚金。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修改时，原本拟新增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对非法买卖卵子、精子的行为应依法严厉打击，杜绝商业交易的苗头。
摘要: 代孕行为从诞生之初就一直饱受巨大伦理争议，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此也态度不一。从宽宏的历史维度评价一项社会政策，或许难言对错，但不同的价值引领，终将铸造不同的世界。若允许代孕，则实际上意味着，法律允许一个母亲泯灭人性，将生育这一神圣的生命延续过程作为牟利的工具，这样的法律显然缺乏人性基础，尤其是与中华传统文化向来格外重视亲情、感情和伦理的价值导向格格不入。设立违法违规辅助生殖机构和人员黑名单，定期向社会公布。
为了保障代孕各主体的利益，俄罗斯颁布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规定了关于代孕子女亲子关系认定的条款。三是《生命伦理法》修订案，禁止有偿代孕的中介行为，其第13条之二（新设）的第（一）项规定，通过中介介绍达成的代孕协议无效并禁止医生为其实施代孕技术，并在第51条中规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对违反者处以3年以下徒刑。
[10] 荷兰同样禁止商业代孕，但允许非商业代孕。[22]而在有的案件中，行为人甚至采取暴力威胁、非法拘禁、诱骗、没收证件等手段，组织境外女性偷越国（边）境从事代孕。
前置行政法中没有规定的，或者前置行政法不认为违法的行为，或者前置行政法虽予禁止性规制，但为其配置的行政责任并未达行政制裁之上限的组织代孕行为，虽然具有前置法上的实质法益侵害性，但刑事立法也不能将其规定为犯罪，否则，就是对刑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刑法谦抑性的背离。这表明，生育权也是被国家法承认的基本人权。
[30] 寇襄宜、曹文兵：《代孕协议的效力》，载《人民司法（案例）》2020年第23期。依法查处医疗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和运行人类精子库的行为。第2条对代孕母亲作了界定，具体指受有抚养意愿的他人委托，以交付子女为目的，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怀孕生产的女性。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是在代孕妈妈即将分娩前，代孕公司先安排客户和另一名女子假结婚，后安排代孕妈妈前往私立或公立医院分娩，但登记、建档的信息却是和客户假结婚的女子的信息。
[29]我国诸多涉及代孕子女法律纠纷的司法判例，也充分认同并适用这一规则。对违法违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和个人，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暂扣或吊销许可证与执照等行政处罚。
因此，应明确规定代孕使用的卵子和精子可以来自被代孕者，即委托他人代孕的夫妇，也可以来自与孕母无关的其他自愿者捐献，但不能使用孕母的卵子进行体外受精后实施代孕，以免孕母与代孕所生子女具有基因联系。一些代孕公司在婴儿孕育过程中发现存在健康问题，为避免损失，会向客户隐瞒病情，或者提供一张完全健康的报告。
根据是否以立法的形式承认代孕行为的合法性，大致可分为允许有偿（商业）代孕、仅允许无偿（非商业）代孕和明确禁止代孕三种情况。2021年初，某女明星代孕并疑似弃养的娱乐圈新闻，更是将代孕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瞬间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